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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对一起商业秘密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  

2014-09-08 10:43:53|  分类: 法理辨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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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案情

  权利人仙居县艺都公司(简称艺都公司)于2004年4月8日向仙居县工商局(简称工商局)申请查处泮某、陈某等人侵权行为。工商局同年4月9日立案调查,并于同年7月12日、9月10日举行了二次听证会。之后工商局认定:2003年10月泮某与艺都公司业务员陈某共同出资购买了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在城关复兴路14-36号设立办公地点,经营工艺礼品业务。2003年11月泮某与陈某违反艺都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利用职务之便(泮某1999年10月至2004年2月在艺都公司工作,从事公司管理和客户联系工作,熟悉并掌握艺都公司的客户资料),披露、使用了其所掌握艺都公司客户资料,泮某承接了涉外客商New Track S.R.L(艺都公司编号为2228#客户)、FLOREAL SaS(艺都编号为1067#客户)订单业务,委托张某生产加工,由浙江××进出口集团公司出口。工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竞争法》(简称《反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认定泮某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又按《反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50000元。

  泮某不服工商局行政处罚于2004年11月12日向仙居县法院起诉,2004年12月18日县法院判决:维持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泮某又向台州市中级法院上诉,2005年6月8日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评析

  该案从立案查处到诉讼,其行政争议焦点从听证阶段:“案件事实、商业秘密二大构成要件”逐渐转换到行政诉讼“不为公众所知悉、‘证据程序不合法”的过程。期间说明工商局在查办侵犯商业秘密一案、获取的有效证据对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以及证据能否形成紧密的证据链,还有不足之处,又揭示了工商局重视听证程序,及时按证据三性要求收集证据,弥补不足。为保证该案在行政诉讼中得以胜诉起到关键作用。

  (一)充分重视听证程序,参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严把事实审和法律审

  行政机关在认定案件事实,自觉运用行政诉讼规则审查证据,有助于保障行政案件审理公正,提升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概率。工商局2004年6月18日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意见告知泮某,应泮某的申请于7月12日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争议焦点:1、泮某是否从公开网站获取2228#、1067#客户资料及样品图样;2、2228#、1067#客户不为艺都公司独家拥有,不具有唯一性;3、艺都公司仅制定了书面保密制度,无法证明权利人对客户资料等信息已采取了合理的保密制度。在实践中,由于侵权事实发生是由于侵权人所致,权利人在取得证据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对于侵害的发生经过、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权利人一般都很难证明,这就需要工商局认真把握好“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中明确了“商业秘密侵权认定”的标准。该标准运用了推定法则降低了权利人举证的难度。也就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认定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接触加相似”原则。结合本案对照标准分析如下:

  1、商业秘密的权利人能证明商业秘密侵权人所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或者相同性。

  经过对权利人所提供艺都公司编号为2228#客户经营信息与泮某所掌握的2228#经营信息比对,发现:客商同为New、Track、S.r.l,编号为2228#,货品:同为布娃娃工艺品,数量9000只,货款15000美元。那么二者是否为同一客户同一订单,该批订单如何签订,由谁与2228#客商签定。从调查 人员查证的泮某、陈某、小潘的陈述证据材料中,一致共同证明:(1)2228#客户订单及样品图样都是从权利人艺都公司拿来的;(2)该客户订单是陈某代表艺都公司在2003年10月广州秋交会上与2228#客商签订的。以证明权利人与侵权人的经营信息实质相同。同理,泮某自己承认,具有其他证人证实1067#客户订单也是权利人艺都公司拿来。2、商业秘密权利人能证明侵权人有获取其商业秘密的条件。泮某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一直在艺都公司上班,且直接掌握该公司的客户资料、样品图样等工作。具有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条件。泮某、陈某、小潘等询问笔录得到印证。权利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亦能证实。以证明泮某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有接触。3、商业秘密侵权人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其所用的信息是合法获取或者使用的证据。

  按法院审理侵权案件,一般均采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转由侵权人举证其经营信息的“合法来源”即客体实质相同的原因。听证会上泮某提出从公开网站上即浙江省工艺品网上交易网及中国都市网获取的2228#和1067#客户资料、样品图样。经权利人艺都公司陈述及对二网站查实核对:二网站并没有载明2228#、1067#客户资料。样品图样是权利人为提高企业信誉,拓宽客户源,经申请在网站公布,网上展示4-5幅图片为样品,且又是泮某代表权利人上网公布。另一方面,调查人员对泮某、陈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证实:(1)2228#、1067#客户订单是陈某2003年10月广州秋交会上代表艺都公司直接与2228#客户签订供货订单,价格、数量、规格等。2228#、1067#客户订单是泮某在艺都公司拿来的,并与权利人提交的申请书内容相吻合。以证明权利人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商业秘密的。

  综上所述,根据“接触加相似”的原则:(1)被侵权人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有接触;(2)侵权人生产的产品与权利人的产品实质相同;(3)这种客体的实质相同与被侵权人的接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初步可认定侵权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但是从构成商业秘密要件分析:商业秘密的客体,即本案的2228#、1067#客户,能否具备商业秘密还是未知数。一个客户名单及其资料能否具备商业秘密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拥有者是否对其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以及保密措施针对的范围,是否合理、恰当、采取保密措施的时间等从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证明力来分析,无一能证明上述二项内容。也就是说凭现有的证据还不能认定泮某构成商业秘密,必须要求调查人员收集补证。

  听证程序结束,案件调查人员能否再次调查取证,存有二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经过听证程序,所制作的听证笔录应看作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行政处罚决定前必须查清事实,拥有充分证据这是行政处罚明文规定的原则。如允许行政机关在听证后补充收集证据,则是对行政听证立法所蕴含的程序主义庸俗化的理解。如当事人不提要求听证,那么藉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其结果不是背离“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吗?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内核就是听取意见。有利于发现事实真象,促进行政机关弥补听证程序中收集证据不足,推动行政机关进一步核实案件调查人员收集证据的真实性,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认为听证机关听证后,案件调查人员可以补充收集相关证据。类似司法机关发回重审。但行政机关应根据补充收集的证据内容、性质以及其行政处罚意见,再次告知行政相对人听证程序。以履行我国公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听证权。笔者倾向后一种意见。据此听证决定要求调查人员补充相关证据。之后再次告知泮某听证权利。故此本案发生二次听证。其缘由皆在于此。此种观点在一、二审行政诉讼中均被司法机关认可,亦是本案在行政诉讼中取胜的关键。

  (二)、疑难案件要注意把握好案件事实点、面辩证关系,运用精确无误的点论证案件事实,提高行政诉讼的胜诉率。

  一个疑难而复杂的案件,是由许许多多的违法行为的元素点构成,最终聚集一起成为案件事实的面。如何把握好“点”,论证案件事实的“面”这是行政机关在查处违法案件应当引起重重思考的问题。在查处泮某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工商局主要抓了二个“点”,以“点”证“面”较为准确认定泮某侵犯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消弭在行政诉讼庭审中引发众多的行政争议。

  行政诉讼争议焦点之一:小潘在亚洲商讯互联网上寻得了商人New Track S.r.l即艺都公司编号2228#与FLOREAL SaS即艺都公司编号1067#。基于New Track S.r.l与FLOREL SaS二客商的信息是公众所知悉,推出艺都公司所掌握的2228#和1067#客商的信息是为公众所知悉。因而不能认定泮某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工商局将泮某侵犯商业秘密的客体从艺都公司客户资料、样品图样等多个违法行为构成的案件事实而归纳一个“点”,即2228#、1067#客户名单。理由:1、客户资料、样品图案具有不定量性。从文字理解它可涵括艺都公司所有的客户资料、样品图样,面广而全,难以在行政诉讼庭审质证一一举证。2、客户资料、样品图样调查人员获取的证据材料能证明的也只有2228#、1067#二客商,其他客商资料具体情况难以证实;1067#客商样品图样情况不明。3、对客户资料、样品图样是否具有创新性难以举证。而客户名单作为经营信息能否构成商业秘密,关键在于这些信息并非人所共知,不属于公共领域中的一般客户资料,具有特定性,即可认定为是具备了商业秘密的第一个特征——不为公众所知悉。同时客户名单一般也要具备实用性特征;另外权利人要对客户名单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就本案来看,首先权利人艺都公司为了便于公司的管理,辨别不同的客户,从2001年起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对客户名单等相关资料逐一分门别类、统一编号,其过程明显含有创造成分,形成一种区别一般信息的独有信息源,具有特定性。所以该客户名单视为商业秘密。且权利人于2003年3月18日制定了公司保密制度,并在公司内予以公布;明示其商业秘密的内容和范围及保密期限,并防止外界知悉,并有三人证人证词证实。其次调查人员制作的泮某、陈某、小潘、张某、权利人等5份证据材料明确证明2228#、1067#二客商为艺都公司所拥有的客观事实。再次,将泮某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归纳一个“点”,泮某利用自身业务员的职务便利,违反艺都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2228#、1067#客户及订单。排除了泮某采用窃取手段等盗走2228#、1067#的观点。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举证十分简单,理由上面已陈述。

  基于此,泮某本人要证明自己从公开的渠道获取2228#、1067#客户及订单显然是无水之源,无据可说。由此使本案行政争议焦点演化为泮某的男朋友从亚洲商讯获取2228#、1067#二客商的观点。工商局认为:小潘是一位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民,基本不懂英语,而亚洲商讯发布各国购买商品、进口、工艺品、礼品等商业信息均采用全版的英文信息,如果事先不知道2228#、1067#二客商通联、网址,即使具有相当英语水准的人,而缺乏国际贸易相关业务的人,也是难以找到客商的。同时泮某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可知2228#、1067#客户信息,又何必绕道叫男朋友小潘到亚洲商讯海中捞月。这有悖生活常理的行为,纯属泮某为了逃脱法律制裁的推托之词。因而法官在判决书认为:上诉人(泮某)认为其取得的2228#和1067#客户信息来自亚洲商讯网属公众信息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常理的裁决。恰是法官对所有已采信的证据,运用证据优势标准、结合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司法经验并依照自由心证之指引形成最终的定案依据,并据此作出公正裁判。

  泮某在行政诉讼提出第二个争论焦点:行政机关办案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向两个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收集证据,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已构成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独立法定依据。行政机关认为:办案人员制作泮某询问笔录,询问人有三名公务人员,期间因需要向陈某调查询问。其中一名办案人员被安排、调查陈某的询问人,不存在一人取证行为,且询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客观真实,泮某也签名认可。司法机关审理中认为,此行为是行政机关办案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出现瑕疵,尚未违反法定程序,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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